抗战时期新闻人如何共赴国难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采集侠时间:2017-09-21

  2017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2周年纪念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

  在这场战争中,战时新闻人以他们独特的身姿加入到抗日洪流中,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6年5月,燕京大学新闻系举办的第五届新闻学讨论周上,讨论主题被确定为“新闻事业与国难”,一大批新闻人如梁士纯、罗隆基、王芸生、马星野、潘光旦、刘豁轩、刘廷芳、陈博生等展开了讨论。大家看法各异,但国难期间新闻事业应当肩负起救国的使命已然成为共识,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马星野对此总结说,“在国难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时,新闻界应配合‘军事的总动员之准备’、‘经济的总动员之准备’,着手‘意见总动员之准备’”。

  不过,时任《益世报》社论主笔的罗隆基却忧心忡忡地提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新闻检查。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是对战时新闻检查制度必要性的否定,而是一旦新闻检查如果不能依法执行,可能会出现窒息言论,沦落到民意不能用,国难无可为的危险境地。他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但官方的命令却让报人们感到逻辑的悖论,“华北报纸不能谈论日本问题,任何官厅都有干涉报纸的权力。”后来出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总编辑的陈博生当时恰好从南京参加新闻检查会议回来,他认为,当局召开新闻检查会议,用意是统治全国的新闻事业。他预计未来新闻事业要面临的难题,将会一天比一天大,因此呼吁新闻工作者迅速组织起来,以应付以后新闻的难关。

  陈博生的预言,不久就成为现实。这种难处,中国的新闻人应该是感同身受的。事实上,五四之后中国新闻人基本上都是以国际视野来办报,中国报业向世界报业看齐。但正如林毓生指出的那样,“中国接受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主要是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在近代中华民族与国家面临存亡的时代背景下,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曲此消彼长。启蒙意味着精神世界文明价值核心的传播扎根,救亡则更侧重于现实世界,与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等意识形态的紧密勾连。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凡思想比较深邃而现实关怀特别强烈者,多为这两种价值系统的紧张所困扰,并不断调适着两者的位置。一旦大规模的民族危机出现,民族主义往往成为当时所有运动的基调得到强化渲染,启蒙尽管承担着唤醒民众自由意志、塑造公民独立人格的精神使命,却很容易淹没在民族主义的浪潮中。

  《大公报》掌舵人张季鸾,在民族危机的语境下也调整了方向。他在《大公报》香港版的社论《抗战与报人》中表明了的心声,“我们并且十分信仰,要保卫民族自由,必须牺牲许多部分的个人自由。”

  这样的“牺牲论”逻辑,赢得了当时新闻界的广泛认同。类似的观点,甚至被写入了《中国新闻学会宣言》中,“战时之中国报人,皆为国家之战时宣传工作人员,已非复承平时自由职业可之比矣……今后工作方针……以共求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共同最高利益。”可以说,战时新闻人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旗帜,共赴国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尽管当时的新闻人对新闻检查制度异常抨击,对国民政府消极限制的新闻统治时有反感,对言论自由的边界常常探讨,但在“抗战第一”的民族主义旗帜下,共赴国难在战时背景下变成了新闻人群体的自觉服从。这种服从,是新闻人基于民族国家命运的功利性思考。毕竟,个体的爱国情感对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依附性,民族主义相较其他意识形态,更具凝聚社会和整合资源的力量,新闻人的这种自我牺牲,就很自然地贴上了一种身份认同的高贵标签。于是,当救亡图存成为民族的一致行动时,高举民族主义也就理所当然被新闻界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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